一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之初，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虽然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感到突然，但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赖，还是想跟上毛泽东的部署，但总是处于一种当时所谓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他奉命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一开始就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人民解放军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各种严格考验的革命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因此，他对稳定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他同军委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副主席以及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起草了《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印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

    与此相反，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却唯恐天下不乱，千方百计地要把军队搞乱，好在乱中篡党夺权。他们对叶剑英所采取的稳定军队的种种措施深为不满，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在林彪的强制下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并且宣布取消“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以后，一些军队机关纷纷成立群众组织，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尤其是军队院校失去党的领导，形势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会议之后，全国很快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十一月八日，军队院校某些“造反派”头头，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冲击国防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眼见局势越来越不可收拾，叶剑英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了。

    为了稳定局势，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已经刻不容缓。经军委常委讨论决定，并报毛泽东批准，十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十万人大会。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又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大会，军委几位副主席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针对一些错误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

    对叶剑英这一系列讲话和正确做法，“造反派”表示不满，林彪、江青等人则火上加油，诬蔑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紧接着，什么“罪魁祸首”、“挑动群众斗群众”，什么“火烧”、“批判”、“炮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面对这种局面，叶剑英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他说，“二十多个省市都被炮轰了，成绩从哪里来？”“造反派”贴他的大字报，他满不在乎地说：“大字报尽管贴，讲我还是要讲！”

    形势在继续恶化。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成立军委“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为了插手军队，特意要陈伯达向林彪说情，当上了军委“文革”小组顾问。从此，她便明目张胆地干预起军队事务来了。

    成立军委“文革”小组的同一天，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他说：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叶剑英以大量事实说明，稳定军队，迫在眉睫。

二

    树欲静而风不止。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又在策划新的阴谋诡计，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主要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问题。

    在此之前，林彪就已经提出，军队要搞大民主。这次会上，江青、陈伯达进一步鼓吹说，军队在发动群众开展“四大”，扫除“四旧”。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不同意在军队开展“四大”。

    会议斗争激烈，两种意见针锋相对。这时，叶群竟捏造种种罪名，点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接着，陈伯达、江青也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并且逼肖华表态，要他到群众大会上检查，还扬言要调换总政治部主任。

    散会时，宣布会议情况要严格保密。可是当天晚上，一些“造反派”搞“突然袭击”，跑到景山东街抓人抄家。

    二十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开会，陈伯达、江青、叶群一伙仍然无理纠缠。江青就坐在叶剑英左侧。她幸灾乐祸，明知故问：“总政主任失踪了，到哪里去了？”要追查责任。

    叶剑英听了江青的责问后，厉声说道：“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叶剑英气愤已极，拍案痛斥江青之流，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

老帅刚正不阿，气壮山河。

    顿时，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江青、叶群、陈伯达这伙阴谋家、野心家，邪不敌正，被老帅的义正词严惊吓得呆若木鸡，哑口无言。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委碰头会的四十多位同志，周恩来也参加了接见。

    接见时，这些曾经血战沙场的老干部，情绪激昂，都争向毛泽东汇报挨整被斗的情况，诉说“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建设所受到的极大危害。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强调军队要稳定，要抓紧战备；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你搞我，我搞你。

    为了稳定军队，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主持研究、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命令》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便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毛泽东亲自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请去，逐条进行了研究，并作了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八条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广大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

    二月十四日、十六日，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和余秋里等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对着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还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问得他们无言对答。

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的实际情况。

三

    怀仁堂会议散会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拼凑了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会议记录》。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并要张春桥出面向毛泽东告状。江青盘算着夺取更大权力的时机已到，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指使张春桥向周恩来说，以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先要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

    紧接着，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他们当时的地位和权力，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的强烈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并且连续七次以召开“政治局生活会议”为名，组织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击”。从此，叶剑英等同志便受到了错误的批判，遭到了无情的打击。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之后，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秉承林彪旨意，成立“材料组”，罗织罪名，陷害叶剑英。当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叶剑英说，有人要打你的叛徒，我已经批驳了。毛泽东并且交代工作人员把批件送给叶剑英看看。

    十月，林彪、江青等人又利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再一次组织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点名批判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并且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在六个大组进行长时间的批斗和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其性质“是反革命的”。一九六九年四月，林彪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对所谓“二月逆流”横加罪名。叶剑英等同志不断地受到打击和迫害，逐步靠边站了。他的亲属也受到株连。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党中央立即决定，原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彻底交代。由叶剑英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十月三日，中央宣布，撤销军委办事组，正式成立以叶剑英为领导的包括李先念、李德生等人在内的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之后，江青等人利用职权，编造谎言，掩盖他们和林彪勾结的真相，伪装成反林彪的“英雄”，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利用批林整风，保护和收罗了一批林彪余党，使自己的权势进一步发展。

    一九七三年八月，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这样，他们的政治野心也就更加膨胀起来。江青一伙把军队看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在攻击周恩来的同时，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一再进行打击迫害。

    一九七五年一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后，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

    一月中旬，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继续肩负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在国民经济、科学教育、文艺等战线整顿的同时，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根据毛泽东指示，对军队也开始进行切实的整顿。

    然而，“四人帮”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极为不满，狂叫“整顿就是复辟”，疯狂地进行反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造谣挑拨，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说邓小平上台后就翻案。以后又借“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掀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始终坚持党的原则，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在邓小平处于即将再次被“打倒”的困难时刻，叶剑英不顾风险，直接到邓小平住地看望他。

四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受到无情打击，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被夺了权。“四人帮”认为他们就要登台执政了。

    全国人民对“四人帮”明目张胆的反革命活动，万分激愤。四月间，在全国各地爆发了一场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强大抗议运动。人民沉痛哀悼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陷于无限的哀痛之中。但是丧尽天良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却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要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丧心病狂地叫嚣，要“镇压”，要“杀人”！

    与此同时，“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越来越猖獗，气焰十分嚣张。反革命分子王洪文不通过党中央和中央办公厅，擅自要秘书在紫光阁架设十七部电话，组成与各省、市、自治区联系的电话网，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要求重大问题都要直接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架空党中央，好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九月十九日，江青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说要讨论“重大问题”，并且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要参加常委会，而真正的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却被她排除在常委会之外，再次暴露出她对叶剑英的仇恨和恐惧。下午，江青急急忙忙赶到人民大会堂。在有几个人参加的临时会议上，她大吵大闹，要求把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经过争论，最后决定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暂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封存起来。“四人帮”的阴谋没有得逞。

    图穷匕首见，“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随时准备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他们大闹政治局，就是逼迫交出毛泽东主席的文件档案，交出中央领导权，要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叶剑英等同志坚决不同意。会议最后决定：毛远新回辽宁去；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由政治局研究准备；至于党中央的领导，将由政治局讨论安排。接着即刻宣布散会。这次政治局会议当场挫败了“四人帮”的逼权阴谋。

    这时，“四人帮”进一步策划实施反革命政变。他们在上海突击下发枪炮，要上海马上建立起数十万人的民兵队伍，准备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拟定了政变后党和政府部长以上的人选名单，并照了标准相，还到处散布说：十月七、八、九日有“特大喜讯”。

    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意识到，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已经刻不容缓了。“取利乘时，间不容息”。再推迟，就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再推迟，还会有许多干部犯错误，甚至不知多少人头会落地。于是，他立即同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决定，赶在“四人帮”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快打慢”，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

    十月六日晚八时，叶剑英同华国锋等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亲临中南海怀仁堂现场指挥，以召开会议的形式，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这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伟大斗争，由于事先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部署周密，指挥若定，在短时间内，没有响一枪，没有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全胜。

    粉碎“四人帮”后的当天晚上，叶剑英在玉泉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党和国家的大计。会议一致同意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果断行动，欢庆这一伟大胜利。
（选自《叶剑英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