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1906―1941年)，原名起亚，又名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1906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县(现为市)新圩镇鲤湖村。父亲刘海风，经营小药材店，为人厚道；母亲陈凤英，长年佃田躬耕，生有两子，子超为长。
刘子超自幼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富于反抗精神。9岁跟随父亲到粤北山区忠信圩的一间私塾念书，一连读了六七年古文诗书、历史小说。他才思敏捷，追本穷源，常在课堂上提出一些问题，有时连塾师也回答不出。塾师却很欣赏子超的才智，遂劝其父亲说：“起亚聪慧过人，放在忠信这偏僻山区甚为可惜，应让他回到你那有‘小南京’之称的兴宁去读书，可望有大的发展”。1925年春，刘子超回到兴宁老家在坭陂中学学堂插入高小二年级，因其成绩优异，学业超群，次年由校长朱子宜破格推荐升人兴宁县立中学初中一年级就读。
1926年春，中共兴宁县组成立，在它的领导下，兴宁县立中学的学生纷纷组织“读书会”，刘子超积极参加读书会的活动，如饥似渴地读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说》及《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同年8月，由彭秋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积极工作，每当课余、假期，他带领同学到农村宣传农民革命，曾主动回到家乡主持成立了以李进福为会长的鲤湖乡农会。因此，国民党兴宁县政府和学校当局把他定为“危险分子”，于同年冬将他“革退”出校。
1927年春，刘子超到梅县东山中学就读，不料几个月后，又被他叔父告密而被捕，关在梅城监狱。他同看守兵搞好关系，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借故去厕所而逃脱，化装回到兴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兴宁党组织领导下，10月，成立了新圩党支部，刘子超任宣传委员，他与肖向荣、冯宪章、伍扬俊、彭清寰等在新圩、水口一带，宣传发动群众。1928年12月兴宁县委驻水口机关被破坏，肖向荣等转移，刘子超则辗转到了上海。
二
刘子超到上海后改名苏华，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当时，他与家里断绝了联系，生活十分困难，为了维持学习生活，把稍值钱的衣物都典当了，连仅有的一条御寒毛毡亦卖掉，忍饥挨饿，仍然坚持学习。这期间，他与创造社的潘梓年、潘汉年、李初梨、王学文、冯乃超等来往密切，很快成为上海艺术大学的活跃分子。在实际斗争中，他逐步成为党的理论家和活动家。1929年春，刘子超在上海爱文义路的华南大学工作，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秋后，调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设法创办了浦江中学，以此作为阵地，开展党的工作。当时兴宁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张中、陈孤风(斐琴)、罗坤泉、李戈伦、刘通玉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了上海，都由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安排工作。1930年，兴宁县立中学掀起“倒袁”学潮，刘子超闻讯，即与在沪的同志议定，以兴宁留沪青年社名义致电声援。他亲自起草电文，热情支持兴宁学运，并把它同全国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鼓舞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斗志。
1932年后，子超已成为上海社联的主要骨干，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和社团发表演讲，并积极参加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当时，中国的托派及一些反动文人在上海炮制了一场“中国社会史论战”，他们从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根本问题上否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刘子超作为与温健公齐名的青年哲学家写了不少论文参加了这一论战。有案可稽的一篇是《胡适哲学史大纲批判的批判》这是针对李季的谬论而撰写的批判文章，第二篇是《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当时在上海的托派文人主要骨干是严灵峰和任曙。严灵峰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几个所谓理论性的质问，刘子超根据中共中央的“六大”决议的正确方针路线，针对严灵峰挂着唯物辩证法的招牌而攻击中共的恶行，一一给予理论性的回击。
三
1933年，国民党在上海继续加紧文化“围剿”，极力破坏党的地下活动。刘子超曾两次被捕，第一次无证释放，第二次被判处徒刑，关押于苏州反省院。次年受监期满释放。出狱后，他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照旧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以漆雕华为笔名写了许多文章在倔书生活》等杂志发表。1936年，他受宋劲文邀请到了太原，一度与其他同志一起在阎锡山处作客，并讲授社会科学。抗战爆发后，刘子超被介绍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程潜将军的政治部工作，适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名义在程潜处任联络处主任。子超从此恢复了组织关系，被称为“特别党员”，隐蔽地投身于新的战斗。
1937秋，朱瑞、刘子超根据党的指示，以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开办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又称豫北军政干部训练班)，该训练所成立中共党组，朱瑞任组长，刘子超任党组成员、训练所主任。第一期招收学员200人，编为一个大队，下为两个队：二是军事队，一是青年学生队。训练所的课程设置及实施办法与“抗大”基本相同，政治课设政治常识、统一战线、民运工作、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课除制式教练外，设游击战术。朱瑞、刘子超亲自授课，后训练班提前毕业。刘子超率领留下的四五十人作为骨干，于同年12月上旬迁往山西晋城，正式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由刘子超任校长。
1938年4月，豫北、太原、临汾相继沦陷。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干”校部为基础，第二期留校学员为骨干，在山西陵川建立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为司令员，统辖一、二、四、五个支队，共有3000多人民武装，活动在豫北修武、武陟一带。翌年2月，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刘子超任军分区副司令。
四
1939年6月，刘子超随徐向前、朱瑞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宣传部部长。10月，第一纵队机关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统辖12个支队，4000余官兵。刘子超任山东纵队宣传部长，曾主持创办了山东纵队《前卫报》，并组建了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经常亲临指导排演节目，甚至参加排戏、画画、布景。他撰写的《山东纵队队歌》歌词，雄壮有力，激越动人，曾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广泛流传。他对文化工作非常重视，不仅具体抓《大众日报》的宣传报道，还亲自撰写了《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日寇指挥下的万仙会》、《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等数十篇文章在《大众日报》上发表。
1940年4月3日，刘子超主持召开山东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座谈会，《大众日报》、《新山东报》、鲁迅宣传大队等文化团体代表60余人参加。7日正式成立了山东文协。同日，刘子超为《大众日报》撰写了题为《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1940年10月15日夜，八路军山东纵队为了配合百团大战，主动联合国民抗敌自卫军，向沂蒙边敌寇据点青鸵、徐公座、葛沟、高里、汤头诸地全面发动总攻击，血战四昼夜，攻克敌据点17处，毙敌500余，生俘伪军300多，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400余支及军用物资一大批。刘子超连夜撰写了《青鸵寺、徐公店战役大胜利》发表在《大众日报》，并以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的名义草拟了《告山东民众书》，它指出：这一空前的大胜利，不仅配合扩展了百团大战，而且是同国民抗敌自卫军共同行动的结果，是“山东抗战的新转机，开辟了山东抗战的二十新纪元”。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中共华北局和山东分局在青鸵寺召开了东各界人民代表首届联合大会，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即山东省最高行政机关)，刘子超当选为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8月17日，战工会举行了就职仪式，刘子超等23名战工会领导成员宣誓就职。
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山东疯狂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12月11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遭敌包围，形势异常险恶。刘子超镇静地隐藏好保密笔记本后，在带领几十位战友突出重围时，不幸以身殉国。时年36岁。
刘子超是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我军著名将领之一。1942年抗日五周年之际，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文章中，郑重提到他的名字。文章说：“当此抗战五周年纪念之日，我们除对五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及全国军民举行哀悼外，我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继承先烈遗志，为先烈复仇!为我们的左参谋长，周建屏旅长、罗忠毅旅长、魏大光旅长，刘子超、张德楼师及军区政治部部长……及所有的先烈复仇!为全国各友军及各界殉国的先烈复仇!”
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愿遥葬在山东蒙阴县垛庄“孟良崮烈士陵园”的刘子超烈士安息!( 罗梅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