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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称誉徐名鸿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精神”。
    徐名鸿(1897―1934年)，字翱。 1897年3月2日生于丰顺县汤坑区双河村。他天资聪颖，10岁就读东海学堂，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通读名家文选，自幼得父循循训导，立大志，成大器，把爱国名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刻于门前玉兰树干，勉人励已。
    1912年，其父徐简庵赴广州任省参议员，名鸿随父就读于广东师范专科学校附中。毕业后报考军校，因年幼未被录取。又随父调往北平，考取北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课余喜爱体育，擅长打排球，曾出席远东运动会。同时十分关心新文化运动，喜欢阅读进步杂志，还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名鸿是一个进步青年。1919年，北师大毕业后，留附中任语文教师兼图书管理员，与进步教授钱玄同交谊甚深，又与黄艮庸等进步人士组织读书会，主办平民教育，组织激进“工读社”，研究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著作，探求中国革命的性质、路线、前途等问题；关注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革命活动。1925年，在山东曹州中学校长梁漱溟的推荐下，他毅然南下广州，参加李济深部队，随军北伐。收复武汉后，他与邓演达、郭沫若、廖乾吾、叶挺等来往密切，1927年“四．一二”前夕，由第四军党代表廖乾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张发奎兼任第十一军军长，调叶挺任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原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余心一离队，由徐名鸿接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后，遂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发出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宣传大纲，向所属部队详尽传达贯彻，造成讨蒋的浩大声势。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至此宁汉同流合污，一心反共灭共。为了民族利益，名鸿随廖乾吾、叶挺从九江出发，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挥师南下来粤，名鸿又随叶挺部占领潮汕后，受起义军总部周恩来的委派，郭沫若任汕头海关监督，名鸿任秘书长，在汕头海关和商会中筹集起义军军费。“汤坑之役”失利后，名鸿与党失去了联系。后受广东省立一中(广雅中学)校长梁漱溟聘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兼语文课的教学工作。其间，不断与各界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9年，广州公安局长邓世增以名鸿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为罪名，把他逮捕入狱，历时40多天，后经李济深以及各界进步人士多方营救出狱。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是一项重大侵华步骤。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调沪卫戍京沪铁路。国难当头，名鸿以国事为重，毅然再次投军，任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
    1933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名鸿随蔡廷锴等指挥员，奔赴前线，激励全军官兵以“救国保种，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而奋斗抗日。他经常参加总部军事会议，撰写檄文，收集战况。他还兼任《抗日战事》和军内《改造》、《挺进》等刊物的编辑工作，鼓励前线官兵保持旺盛斗志，英勇杀敌。通过中央研究院借得大量钢板构筑工事；并协同支前工作组，创建伤兵医院。
    在33天激战中，日军三次增兵，三易其帅，死伤万余仍不得越雷池半步。十九路军亦伤亡8000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又一页壮丽篇章。名鸿为军中一员，战事一结束，即着力筹备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编纂《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刊》，还在《申报》发表“淞沪之战”消息，把十九路军抗战功绩宣告中外。
    徐名鸿虽在南昌起义后，与党失去联系，但他的思想言行都表现出仍是支持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当时，蔡廷锴等领导的十九路军与蒋介石虽有矛盾，但蔡等人闽后，乃是接受蒋介石之“剿共”任务。名鸿到十九路军后，曾营救过被捕的地下共产党员周钦岳等人，极力主张“联共抗日”这支部队以后之所以能转变为联共反蒋抗日，是与不少进步人士，特别是徐名鸿的大力推动分不开的。正如1964年蔡廷锴任全国政协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时所说：“闽变中，徐名鸿对联共反蒋方面有很大贡献”。事实上也是如此。
    1933年春，蒋介石仿效德国法西斯，成立特务组织“蓝衣社”，并打人十九路军进行破坏。“蓝衣社”分子在十九路军内大叫大嚷，“要抗日必先剿共”、“谁敢反对领袖、反政府，制裁之”。在名鸿的建议下，十九路军秘密成立了“改造社”，与“蓝衣社”针锋相对，秘密吸收有一定知识才干的下级军官为耳目。当年夏天，在全军200个毕业于黄埔或中央军校的军官中，查出“蓝衣社”分子100多人，其中数十名罪恶昭彰被秘密处决。从此，十九路军军容大为整肃，反蒋情绪日益高涨。
    同年10月间，在名鸿大力推动下，蒋光鼐、蔡廷锴派徐作为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前往瑞金和红军和谈。临行前在龙岩学校与傅柏翠等谈论联共反蒋抗日大计时，有人恐吓：“杨杏佛血迹未干!”徐拍案而起：“既定决策，反蒋必须先联共!我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16日偕同陈公培共赴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行动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支持。周恩来主持了那次谈判，双方于10月26日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又称《抗日作战十一条》。《协定》使十九路军成为一支与红军合作、反日反蒋的国民党军队，它为十九路军的历史写下新的一页，也成为日后的福建事变作了相应的准备。
    《协定》签订后，名鸿迅速返闽，参加“闽变”的筹备工作。名鸿在作形势报告中，曾引用郑板桥咏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表达了他抗日的决心。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在福州宣布反蒋举事；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革命政府将福建划为四个省，徐名鸿为汀漳省副省长，后为代省长，主持闽西省工作。27日与苏维埃政府签订《闽西边界交通条约》，福建人民政府向中共苏区提供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西药、器材等特需品，12月上旬，释放政治犯150人，其中不少是党团员。徐以实际行动支持红军抗日救国。
    为整顿闽西武装，使其达到保卫农民利益的目的，徐名鸿将在连城、龙岩、上杭等保安团，统一整编为闽西善后处武装部队，各县成立农民自卫军支队或大队。整个闽西成立农民自卫师，实行统一指挥。正如他在大池对全体官兵所说：“共方愿与我们继续合作，欢迎我们入赣，部队改编成红军，我们的部队归毛泽东、朱德指挥，总部作入赣决定。”他准备带领自卫师投奔苏区，由于种种原因，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败，紧接着进入苏区的计划也流产了，徐名鸿和蔡廷锴只好同时离开大小池。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同年2月19日，名鸿回粤途经大埔时，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狱中仅7天，以“共产党分子”之罪杀害，终年37岁。徐名鸿壮烈牺牲的消息当时《申报》《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均有报道。
    他只留下遗书两封曰：“人民权力尚未实现，十九路军为拥护人民权力而被消灭。我今以身殉，凡我国民，好自为之，一家事久已忘之，现亦无多可说，国尚难言，何以为家，怀念半生奔劳，无点滴以慰父母，身后光光，幼作无赖，今后苦吾郁青矣!我死之后，归葬汤坑，墓碑幸请蔡廷锴先生书之，碑曰“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我愿足矣!”从狱中托交的，还有戒指一枚和派克钢笔一支。后来蔡廷锴在其自传中写道：“徐秘书长名鸿竟被枪决。军队解散不足惜，徐君被枪毙，实出于意料，至今思之，犹有余痛。”
    徐名鸿烈士遗体由亲友收殓殡棺大埔茶阳。1946年，由其夫人黄郁青运回家乡。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烈士证书。1956年，徐的骨植安葬于汤坑，1983年5月，丰顺县人民政府再次将其墓迁建于县革命烈士纪念地。碑曰：“民族英雄徐名鸿烈士之墓”。
    徐名鸿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他虽离我们而去，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适值今年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让我们深切怀念抗日英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优良传统作风，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林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