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红军第11军，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一支重要革命武装，也是当时被中共中央军委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中的一支。它的创建，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进程；它的奋战，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纪念红11军成立85周年之际，回顾它的斗争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一

东江红军第11军的创建，是红军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东江革命战争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通过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建立了多支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工农革命军统一改称红军。初创时期的红军，面对强大国民党军的不断“进剿”、“会剿”，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总结创造出以“十六字诀”为代表的游击战作战原则，探索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的正确革命道路。

从1929年春开始，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持续不断。特别是1930年5月中原大战的爆发，迫使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处于守势。各地红军抓住机会积极活动，不断发展壮大。至1930年夏，全国红军发展到6万余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同时，遍及全国11个省100多个县境的小块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也逐渐发展为连接成片、范围较大、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当时称苏区），成为红军休养生息的重要基地。

红军兵力的发展，必然带来作战方式和组织形式的相应变革。从1930年春开始，一些苏区的红军开始改变分散各自为战的状态，谋求实现战略区内的集中统一。这种变化符合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红军游击战争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内在要求。4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大纲》，明确提出全国红军要“集中组织，统一指挥”。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对红军的整编和建设做出一系列规定。会后，全国红军根据中央划分的六大战略区[①]进行集中整编，开始实行由以游击军、游击战为主，向以正规兵团、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东江红11军的组建，就是这一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在红军的战略转变过程中，中共中央的“左”倾冒险倾向不断滋长。中央要求红军集中兵力组建正规军团，是为了进攻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是，这一要求客观上与红军自身发展所造成的变革趋势相符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红军的战略转变。

东江地区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区域之一，也是大革命失败后率先举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击的地区之一。在各县起义中，先后组成了“惠潮梅农工救党军”等多支工农武装。1927年9月下旬，东江各县工农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每县编1个独立团队，先后编成10个团队，共约3000人[②]。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各县独立团队于1928年1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年关暴动，之后又与进入东江的红2师、红4师密切配合，为保卫海陆丰根据地和扩大东江的红色割据进行了英勇斗争。虽然海陆丰的斗争最终失败，红2、红4师也因损失严重退出东江，但东江各县革命武装并没有解散。

1929年春，受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的鼓舞，东江革命武装再趋活跃。6月，经中共中央同意，东江各县革命武装集中整编为红军第6军第16师第46、第47、第48、第49、第50团[③]，另编一个教导队，共约1000人。同年秋，东江红军总指挥部成立，古大存任总指挥。经艰苦斗争，至1930年春，红6军发展到2300余人，教导队扩编为教导团。

红6军的建立，迈出了东江地方武装向正规红军转变的重要一步。但是，红6军未建立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各团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状态。形势的发展，要求东江红军尽快建立集中统一的指挥机制，加强协同作战能力，以开展革命战争的更大局面。

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目前东江红军应以现有三、四团为骨干，扩大为四个纵队而成立红军第十一军。”5月1日，东江红军第11军正式宣告成立。军长古大存，政治委员颜汉章，副军长彭桂，参谋长严凤仪，政治部主任罗欣然。原红6军5个团依次改编为红11军第1至第5纵队[④]，另编一个教导团和一个独立营。全军约3000人，长短枪2000余支。

红11军的成立，标志着东江革命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

红11军成立后，以英勇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重要一页。

为保卫东江革命根据地而顽强奋战。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11军的成立，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广东国民党军和东江各县反动武装向红11军和东江根据地发起不断的“进剿”和“围剿”。红11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为保卫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仅红46团就在5月下旬至9月中旬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与进攻梅县的敌张达旅和梅县警卫队交战39次[⑤]，其中于8月间打退了五华、丰顺、揭阳3县警卫队的进攻，保卫了八乡山根据地。红48团于7月中旬在各乡赤卫队1000余人配合下一举攻占饶平县城，吓得守敌仓皇而逃。红47团于9月下旬在地方武装200余人配合下攻占揭阳棉湖镇。红49团也在海陆惠紫地区频繁打击敌人，搅得敌人不得安宁。在反“进剿”和反“围剿”作战中，人数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红11军表现了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气概，成为保卫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支柱。

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央苏区是在赣南闽西苏区基础上创建的，其地理位置与东江山水相连。在创建和巩固中央苏区的斗争中，红11军着眼大局，不畏牺牲，做出重要贡献。1930年5月红11军成立后不久，红48团就远征闽西，在永定镜坑湖乡一举歼灭反动地主民团，缴枪500余支，子弹5000余发。接着又奇袭龙岩中坑圩，消灭了大旗、小旗等地的多个反动民团，使闽西的永定、上杭、龙岩3县红色乡村连成一片，巩固扩大了苏区。8月，闽西红12军挺进东江攻打大埔高陂镇，红48团积极配合勇担前锋。当进攻受挫部队撤出战斗时，红48团以大局为重又承担了后卫任务，与敌英勇激战，掩护兄弟部队撤退，为此付出了减员过半的代价。同年秋，在周恩来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共中央交通局开辟了由上海经香港进入东江根据地，最后到达闽西的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不仅护送了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刘伯承、博古、任弼时、瞿秋白等200余名党和红军重要领导干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还为中央苏区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军用物资和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这条交通线一直坚持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红11军在内的东江党政军民，为保卫这条交通线付出了巨大努力。

实践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各项举措。红11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央军委对其建设十分关注，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也进行了具体指导。根据各级党组织的指示，结合自身特点，红11军采取措施，建立制度，努力把自身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建设。红11军成立时即建立了军党委，由政治委员颜汉章任书记，古大存、罗欣然、严凤仪和士兵代表一名为委员。各团分别建立党的前方委员会，营设支部（单独行动时成立营委），排班设立党小组，努力“用党的组织力量去影响士兵群众，使每个士兵群众都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一个忠实勇敢和无产阶级的战士。”[⑥]同时，红11军还建立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加强官兵的思想教育。政治部负责编写训练材料，努力清除流寇思想和旧军队习气对官兵的影响，使他们增强无产阶级意识，严肃群众纪律，学会开展群众工作。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制，是红军区别于旧军队的重要标志，这些制度的建立，从组织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二是实行军内民主，建立新型官兵关系。毛泽东曾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中的民主主义”，“军队中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⑦]。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红军中代表士兵参与军队管理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受到广大战士普遍欢迎，经中共中央推广在各地红军中实施。红11军建立后，也在连排一级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由战士选举产生，其职责一方面是代表士兵参与连队管理，向上级反映战士的诉求；另一方面协助上级开展对士兵的作风纪律教育，组织士兵学习文化知识和开展宣传群众工作，使官兵之间建立起阶级兄弟的密切关系。新型官兵关系的建立，有效增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对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官兵的技战术水平。红11军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作战间隙，结合战场实际，在每天三操两讲的时间内开展射击、刺杀、队列、爆破等科目的训练。其次，由军教导团负责对基层干部进行培训。稍后，红11军又在八乡山建立彭杨军政学校，培训东江各县党组织选送的优秀青年，毕业后到部队担任基层干部。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红11军官兵的军事素质。四是加强后勤建设，保障作战需要。红军初创时期，后勤工作十分薄弱，作战物资主要靠战场缴获补充。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红军的后勤建设逐步加强。东江红军建立之初，各团就分别在八乡山、大南山、五兴龙及饶和埔诏等根据地内创办了军械修理所和小型兵工厂，建立了红军医院和被服厂。各兵工厂和修理所根据特委要求，不断增加自制手雷、手榴弹的生产数量，提高枪械修理水平，尽可能地保障部队作战需要，各医院和被服厂也努力提高保障水平。随着红11军的建设不断加强，193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东江红军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为坚持华南抗战奠定了深厚基础。红11军是由东江各县群众武装逐步升级发展而来，从举行工农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到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再到成立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东江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广泛而深刻地发动和组织，经受了革命战争的洗礼。红11军的活动范围遍及东江一二十个县境，在以英勇的战斗保卫东江人民在土地革命中获得的胜利成果同时，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东江人民深刻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对党和红军坚信不移，革命信念坚定不移。正是有了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东江成为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支点。

三

1930年下半年，红11军在进攻作战中遭受严重损失。12月，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决定，撤销红11军的番号，部队缩编为红6军第2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既有客观因素，更与主观指导错误有关，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左”倾错误战略指导，是红11军失利最根本的原因。如前所述，中共中央集中整编红军的目的，是为了进攻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这种“左”倾冒险战略指导下，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于1930年6月15日发出指示，为红11军规定了“帮助东江与海陆惠的地方暴动，向惠州发展，以广州市为目标”的任务[⑧]。这个任务显然超越了红11军的实际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东江特委决定合并党团工会等领导机关组成“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东江的暴动。行委提出“打到汕头去”，“实行总暴动”的口号，先是命令教导团攻打安流县城，继而命令红11军进攻潮安县城。红11军总兵力仅3000人，当时能够参战的不过2000人，而潮安县城及附近的敌军有2个师以上。军长古大存反对这种以弱击强的愚蠢行为，主张先打敌人兵力薄弱的五华、丰顺两城，却被指责为怕死，不得不率部执行命令。红军三次攻打潮安，虽然打得很英勇，却未达目的，反而遭受重大损失，仅红46团就伤亡200余人。之后，红军依托八乡山根据地与前来“围剿”之敌展开激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可是，为了完成割据全东江、进而夺取全省政权的目标，东江特委决定率部分红军撤离八乡山，向大南山转移，认为那里更便于指挥红军夺取潮汕和惠州，八乡山反“围剿”最终失败。在“左”倾冒险战略指导下，红11军频繁作战，屡遭挫折，减员严重，至年底仅存千余人，不得不进行缩编。毛泽东在回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四周强大的白色政权包围中生存和发展时，总结了必须具备条件：第一，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第二，经过大革命发动和准备的地区；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持续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除此之外，毛泽东特别强调，“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⑨]。红11军的斗争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客观形势的变化也对红11军产生不利影响。红11军成立时，正是国民党新军阀大规模混战爆发之际。各地红军乘时而起，除了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西组建及鄂豫皖等地原有的红军积极发展外，包括东江在内，浙南、苏中、琼崖、四川等地也先后组建了新的红军。这些新建立的红军犹如初生婴儿，需要成长壮大的时间。但是，形势的变化没有给它们这样的时间。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部署对红军的大规模“围剿”。此时，那些先期成立的红军已基本解决了作战、建军和革命道路这三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具备了粉碎“围剿”的一定能力，有些还在反“围剿”胜利中发展壮大。而东江红11军和其他地区新组建的红军，自身力量还很弱小，武器装备也很差，战争经验相对欠缺。这种严重悬殊的力量对比，再加上战略指导的错误，使这些新建立的红军还没有来得及成长壮大，便相继在强敌进攻下受挫和失利，不得不缩小编制或化整为零就地坚持斗争。

虽然东江红11军的番号被撤销了，但它以英勇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东江地区的统治基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斗争环境日趋险恶，缩编后的红2师番号和建制也一再变化。然而，东江红军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始终没有变，为革命奋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始终没有变。在最困难的时候，古大存率仅存的17名战士辗转于梅县、丰顺、大埔一带山区顽强地坚持游击，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使东江的革命火种得以继续传承。

在纪念东江红11军成立85周年之际，回顾这段红色历史，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唯如此，我们才能告慰那些牺牲的先烈！

 

（作者单位职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