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下简称“南委”）成立，南委成立后，设机关于大埔县。在中共党的历史上为什么要建立南委，南委成立之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为什么会决定设机关在大埔，南委机关在中共党史上存在期间，其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开展斗争情况又是如何呢？对此，史学界研究较少，为弥补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南委历史研究某些空白，现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择要作如下的探讨。
一、“南委“诞生和机关设在大埔的历史原因
成立南委，是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南委成立后机关设在大埔县，其历史原因又与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南委诞生的历史背景
从全国的抗日反顽斗争形势的宏观而言，1939年冬至1940年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因此，国共之间发生了唇枪舌战，1940年3月，蒋介石在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公然颠倒黑白，造谣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破坏抗日，制造摩擦，时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身份，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叶剑英，据实争辩，力破谎言，揭穿蒋介石借此再次进行反共军事摩擦的阴谋。为了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相忍为国，建议两党进行谈判，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940年6月初，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表明了拥蒋反汪，贯彻国共合作到底的态度。6至8月，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以作战地区划分为中心，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承认边区、扩编八路军、新四军等问题进行谈判。谈判初始，周恩来即向国民党方面递交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目前局势，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国民党代表却于7月16日以最后决定方式提出《中央提示案》。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并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开到黄河以北，不得越地域作战。两党代表为此发生了严重争论，并于9月初停止谈判。10月19日，蒋介石又以何、白名义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开赴黄河以北。此时，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亦有其特色，国民党顽固派虽然不断制造摩擦，掀起反共逆流，但华南特别是广东省地方党组织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力排干扰，坚持抗战。日军占领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等地以后，党组织领导民众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40年秋，华南抗日纵队在广九路两侧、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已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潮汕、闽南亦敌后游击战争相继开展。此时，国民党顽固派正阴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华南与西南地区在抗日敌后游击战中更显特殊地位。为了防止设在重庆的南方局领导机关一旦遭受突然袭击破坏后，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仍有领导地进行，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西南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下属的两大派出机构，分别领导华南和西南各省党组织开展斗争。
由此可见，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是中共中央与中共南方局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特定环境中，为便于领导敌后抗战和沦陷区的工作，特别是为加强华南地区的江西、粤南（包括香港）、粤北和湘南、广西桂林、闽西、闽南、潮梅、琼崖等地区党的领导，促进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重要决策。
（二）南委成立后机关设在大埔县的历史原因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机关设在大埔县，这不是偶然，大埔县除具有山重山复，与闽西相连的适合隐蔽斗争的良好自然环境外，还有一定的历史成因。这与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在1939年冬后的一系列决策的实施有着密切的联系。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拉开了公开反共，分裂统一阵线，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帷幕。粤东普宁合利书店，梅县大众书店及《梅县民报》、兴宁的《岭东日报》、《时事日报》、丰顺的《文海》报等，先后遭查封。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面临严重的危机。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特委书记方方奉命至南方局学习。此时，特委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并以独到的远见，将特委主要负责人及时疏散，机关在闽粤边的山区为落脚点。1940年春，特委青年部长李碧山、妇女运动工作负责人温碧珍，已转移至大埔西河黄砂塔冈小学，特委秘书长陈卜人，亦已转移至西河拖竹岭培才小学，以教书为职业掩护，领导闽西南潮梅地区的党和民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随后，从重庆返粤东不久的特委书记方方，亦由饶德安等护送至大埔西河大溪背村。此后，大埔成为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固定的指挥基地。
此期间，经日本精心策划后，中国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伪中央政府。闽西南潮梅地区的时局已逆转。闽西国民党顽固派继枪杀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在龙岩制造“连坑事件”后，又枪杀了马永昌、吴国桢、赖义斋、陈康容等一批共产党员。潮梅的国民党顽固派亦遥相呼应，推行“一党专制，一个主义”的措施，强令解散各种抗日团体，强迫师生加入三青团。粤东北的大埔中学、潮汕揭阳的南桥中学等进步学校校长受到打击，梅县的学抗会被强令解散，黄戈平等学生代表遭扣押。为适应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破坏抗日活动日渐加剧的形势，使中共各级党组织能切实巩固下来，以保证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在战区、敌后，要进一步依靠群众，……极力巩固党组织，严重注意秘密工作，千万不要疏忽，……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的战略思想，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审查干部，整顿组织，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气节等教育的基础上，对全区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提出“巩固自己，争取中间力量，反对顽固分子进攻”的总任务。第二是针对当时一些党组织和一大批党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习惯于搞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土地革命时期老苏区内的一些党组织和党员中，还不善于把武装斗争工作和地方党的秘密工作严格区分开来的情况，要求各地党组织，从斗争的半公开形式转入秘密形式，建立完全秘密机关，全体党员彻底改变工作作风，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秘密工作方法，使党的工作生根于工人、农民、教员等基本群众中。对暴露身份的党员，要求原有抗日团体解散后，即加入到其它合法名义的团体中去，隐蔽自己，等待时机。或到前线、敌后发展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并对龙岩、闽南、（大）埔、永（定）、平（和）边，潮（安）、揭（阳）、丰（顺）边，梅县等地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积极在龙岩、永定、及永（定）、（大）埔边，（上）杭、永（定）边，潮（安）、澄（海）、饶（平），潮（阳）、普（宁）、惠（阳）、揭（阳）边的基点村，发动群众募款、献谷，购买枪支，建立武装。第四是对日军占领的潮汕地区，灵活地把游击队主要骨干分成两个小分队，在揭（阳）普（宁）边，澄海等地分散隐蔽，并把潮汕党组织划成以林美南为书记的潮（安）、揭（阳）、丰（顺）中心县委和罗天为书记的潮（阳）、普（宁）、惠（阳）；李平为书记的潮（安）、澄（海）、饶（平）县委。使潮汕党组织加强了农村工作，健全了许多支点农村的党支部。
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在恶劣环境中作出的上列决策，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它使共产党员在群众中深深扎根，成为领导抗击日军、汉奸，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斗争的核心力量，并使各地党组织避免了大的破坏，使特委之下，仍有中心县委2个，县委9个，区委40个，党员6000余人。党的活动网分布在闽粤两省的22个县，一个市的范围内。另外，中共大埔县各级党组织，在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思想、组织整顿，对党员进行形势、阶级、秘密工作教育，放弃一部分党员，纯洁组织的基础上，重建下设3个区委，6个总支委员会的中共大埔县委。斗争方式上，广大党员及时转入秘密状态，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契入国民党管、教、养、卫部门，继续领导民众开展合法斗争。在国民党顽固派愈演愈烈的反共浪潮中，党组织与广大民众经受了锻炼，使大埔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群众基础。笔者认为这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机关设在大埔县的主要原因。
二、南委成立及机关设在大埔县的简况
1940年秋，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继八、九月间成立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后，着手筹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九、十月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方方，先后奉命到重庆南方局商讨成立南委有关事宜，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南方局的具体部署，南委成立后下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琼崖特委、湘南特委、潮梅特委、闽西特委、闽南特委和广西省工委等（粤北省委、粤南省委由广东省委辖区分划而成），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王涛、郭潜5人组成，方方为书记，张文彬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郭潜为组织部副部长（后任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王涛为委员兼任闽西特委书记。南方局决定谢育才调任江西省委书记。并决定南委机关设在广东大埔县境内。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11月正式成立。
南委成立后，书记方方总体思路清晰，为南委机构的健全、功能的发挥，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
南委书记方方于重庆受命后，即返回大埔县，途经粤北韶关时，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讨论今后的具体工作部署后，即返回闽西南潮梅特委机关驻地大埔县西河大溪背竞业楼饶德安家。接着召开特委常委会议，传达党中央和南方局关于成立南委和撤销闽西南潮梅特委，分设闽西、闽南、潮梅三个特委，直属南委领导的决定。同时还讨论三个特委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和他们的中心工作。并决定在原闽西南潮梅特委机关的基础上组建成南委机关（仍驻大溪背竞业楼），原特委电台改为南委电台。
特委常委会议后，方方先后分别召见闽南的朱曼平、钱兴、黄康和潮梅的林美南、李平部署闽南和潮梅地区工作，与钱兴讨论桂林工作。王涛携带大电台到达大埔后，方方又与王涛谈闽西工作。
南委电台的建设，得到了中共南方局重视，在李克农和童小鹏的安排下，从重庆、桂林两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四军军部，分别抽派王清生、钟尚清、袁克伦、程严、马绍、肖敏（女）、方芸（女）等一批技术骨干，加强南委电台的力量。南委任命王清生为台长，温碧珍为指导员，钟尚清为报务主任，袁克伦为机要科长。同年10月，原特委电台从永定沿田迁往大埔黄砂不久，即向闽粤边的福建平和长乐迁移。次年春节前，电台人员及物资全部迁至长乐下村，在乌旗山架搭山寮建台后开始工作，南委电台的建设工作全部就绪。
南委机关成立之际，正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之时，正在组建的闽西特委和龙岩、永定县委受到国民党顽军的袭击，形势十分紧张。在特定的斗争环境中，南委机关经历了由流动到相对固定的一个过程。同年4月，南委机关从西河大溪背竞业楼迁往大麻恭州下村老虎塘屋名叫“宜慎山庄”的华侨屋中。此时，南委领导成员张文彬、涂振浓、郭潜等先后到职，南委领导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集会，决定：方方、涂振浓在大埔主持日常工作，谢育才即往江西任省委书记，张文彬回东江，分管原广东省委辖区和东江纵队的工作。5月，谢育才动身到江西任职，不久，南委机关辗转高陂，此时，南委机关运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策略，有组织、有计划、隐蔽地将机关转移到埔东。机关转移埔东前，方方派其联络秘书陈光（陈华）到大埔角新村小学（该校校长叶修风系埔东区委委员），以教书为名，负责筹备南委机关转移事宜，黄大水在该校分校敦裕堂任教，负责交通联络。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机关于同年9月迁至枫朗大埔角新村仓下屋名为“江水流徽”右边的老屋。方方与郑小萍、许英（许韵松）、陈锦卿等组成富商家庭，住在老屋内。南委宣传部长涂振浓、王涛夫人张子芳及儿子黄继涛乔装成一家，安排在墩背村罗梯云家，并在高陂建立“鸿达批发商行”作为联络站。在福建省平和县长乐南委电台的基础上，在百侯“见南轩”设新闻台（有称备分台）同时抄收新华社电讯。侯西小学设立交通站。
南委机关在大埔期间，大埔党组织归南委直接领导。在南委的领导下，大埔党组织和南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一样，贯彻执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1年1月分埔北埔南建立两个县委。6月改委员制为特派员制。切断了组织的横向联系，实行单线联系，党员转移地方，不转移党的关系。为领导民众与国民党顽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为掩护南委机关的安全，保证机关的正常运转，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6月初，原南委组织部长、叛徒郭潜带国民党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后，马不停蹄地奔赴粤东大埔县。6日，带领特务抵大埔高陂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浓，破坏了南委高陂交通站，逮捕了交通员和途经该站的师生10余人。当晚奔袭南委书记方方住地大埔角，方方因谢育才突然从江西回来，引起警惕提早撤离大埔角。南委开设的“天成”商号被洗劫。次月9日，郭潜又带特务到广西桂林，破坏了广西工委，逮捕了副书记苏曼等30余人。因潮汕交通员于6月6日在高陂见交通站遭破坏，回汕头向中共潮梅副特派员李平汇报后赶赴重庆汇报，称南委机关被破坏，故史称“南委事件”。
南委事件后，方方坚持在闽粤边区领导斗争，同年秋，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听取潮汕交通员张克汇报后，指示南委之下的党组织停止活动。指示在辗转传达过程中，误传为“解散组织，停止活动”，方方对南方局的指示结合实际作出“留下根子，工作停止，组织分散，各级留联络员、观察员。党员实行勤职、勤学、勤交友”等决定。后奉命北上延安，指定李碧山为联络员。方方上列眼光独到的决定，为闽粤边抗战后期党组织的恢复与武装斗争的开展，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南委领导之下党组织的斗争特点
南委机关设在大埔，一度使大埔县成为华南地区抗日救亡的领导中心，南委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进行思想和组织建设；领导南方各省进步势力进行抗日救亡斗争；领导东江、琼崖等地抗日武装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作出了贡献。择要而言，南委及其领导之下各级党组织的斗争有如下的特点：
(一)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及时调整党组织结构。
南委成立之初，领导成员分散各地，一时难以集中，但主要领导人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及南方局的有关决策，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虽是各自为战，但总体步调一致，因而确保了工作的有条不紊。
首先，先期到达重庆受命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从重庆返粤北后，即按照中共南方局的部署对原广东省委辖区内的党组织进行调整，中共广东省委撤销，中共粤北省委和中共粤南省委正式成立，均隶属中共南委。中共粤北省委委员李大林、饶卫华、黄康、尹林平、冯 ，候补委员黄松坚、陈能兴，由李大林任书记，饶卫华任组织部长，黄康任宣传部长，饶彰风任统战部长，陈能兴任青年部长，朱瑞瑶任妇女部长，陈志华任秘书长，省委机关驻韶关。下辖西江特委、前北江特委、后北江特委、前东江特委、东江特委和赣南特委。中共粤南省委委员梁广、王均予、石辟澜，由梁广任书记，王均予任组织部长，石辟澜任宣传部长，邓戈明任妇女部长，省委机关驻在香港。下辖中共香港市委、香港海员工委、南路特委、中区特委、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粤桂边工委。1941年1月，因桂南地区的日军已撤往越南，所以撤销粤桂边工委，其下辖组织复归南路特委领导，周楠复任南路特委书记。及时联系中共琼崖特委由中共南方工委直接领导。
其次，南委书记方方由重庆经粤北返回粤东大埔后，即在西河培才学校召开特委会议，传达党中央和南方局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等有关决定。宣布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原辖区党组织分别成立潮梅、闽西、闽南三个特委，原特委机关电台改为南方工作委员会机关电台等。这时，潮梅、闽西、闽南三个特委共有党员5800多人。其中潮梅地区3000人左右，闽西地区1900多人，闽南地区900多人。在南委的领导下，潮梅、闽南、闽西三处的党组织组成合理的新机构。
在潮梅，成立中共潮梅临时特委，管辖饶平、潮阳、潮安、澄海、丰顺、普宁、惠来、揭阳、梅县、兴宁、平远、蕉岭、汕头等地的党组织，书记姚铎。潮梅临时特委成立的同时，撤销潮（安）揭（阳）丰（顺）、潮（安）澄（海）饶（平）、潮（阳）普（宁）惠（来）和梅县4个中心县委。（1941年7月，潮梅临时特委改为潮梅特委，书记李平。9月，特委和各县委开始实行特派员制度，林美南任潮梅特派员，驻梅县；李平任副特派员，驻潮汕，分别负责梅州、潮汕两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和联系工作。）
在闽南，1941年1月，根据南委的组织决定，原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中共闽南特委，由朱曼平任特委书记，李碧山任组织部长，卢叨任宣传部长，特委机关设驻平和县东坑。闽南特委下辖：平和县委，书记为林鳅（后陈天才）；漳浦县委，书记为梁培德（后张太西）；还有漳州、漳南工委和安溪县龙门党支部。
在闽西，1941年1月，南委委员兼闽西南特委书记王涛到达闽西后，在龙岩白土后田的畲头村召开闽西党的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龙岩县委、岩西北县委、永定县委的领导干部及部分区委委员。会议传达了南方局的决定和南委成立后的部署，宣布正式成立闽西特委，由王涛任书记，魏金水任组织部长，陈卜人任宣传部长，张招娣任妇女部长，吴任球、马发贤、蓝生才、梁集祥、游荣长等为特委委员。闽西特委下辖龙岩县委，书记吴作球；岩西北县委，书记游荣长；永定县委，书记龙贤。
（二）灵活执行南方局的指示，努力保护好文化界抗日力量。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年4月，中共南委机关迁至大埔县西南的大麻恭州下村老虎塘村。此时，虽南委领导成员集中研究工作，但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主要领导仍实行分工负责制，副书记张文彬负责原广东省委辖区即粤南粤北省委及东纵的工作，方方留机关主持全面工作。此时，正值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文化专制，逮捕，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为了保存文化界抗日队伍，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南方局紧急会议，决定将国民党统治区的大部分进步文化人有计划地撤退到香港，在香港建立新的文化宣传阵地，并待机往南洋地区开展工作。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从大埔返回粤南后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组织力量，全力以赴进行抢救文化人的工作。他先后在香港、惠阳等地召开当地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会议，周密筹划，精心部署，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的措施。经过当地党组织和东纵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同年5月，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大批著名文化人陆续抵达香港，并在香港组织进步人士创办《华商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的抗战功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瓜分世界的阴谋。成立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广泛联系、推动文化界开展抗日文化工作。
（三）领导日军占领区军民武装痛击侵略者和顽固势力。
1941年2月，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的中共琼崖特委，在南委的指导下，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琼崖：要加强军事工作，抗日武装要发展到1万人；必须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统一战绩工作中要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打击顽固派；要争取华侨的同情和帮助；要大力培养干部的指示，健全党的组织，成立以冯白驹任书记，李明任副书记的琼崖特委的同时，成立以冯白驹兼任主席，李明、庄田为委员的琼崖特委军事委员会，指挥琼崖独立总队，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多次在琼山、文昌等地重创敌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了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向海（口）文（昌）公路沿线据点增兵，并对琼文抗日根据地“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深入敌后，袭击敌人的据点，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转入外线作战的部队，还开辟了儒万山、六芹山等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保卫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东江在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的具体领导下，1941年夏，党组织及时领导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在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痛击日本侵略军，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保卫和巩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1942年1月，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视察东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帮助地主党组织总结武装抗击日军侵略者的经验与教训的同时，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尹林平任主任，梁鸿钧、曾生、杨康华、王作尧、谭元度、吕良任委员。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的党、政、军工作。成立广东抗日游击队总队，健全部队建制，梁鸿钧任总队长，尹林平任政委，曾生任副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杨康华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5个大队。使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迅速发展，在政治上、军事上给予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
在敌后的闽西南地区，在南委书记方方的具体指导下，中共闽西南地委、龙岩县委，加强机关武装基干队的建设，实行武装自卫，反击顽固派的军事进攻。1941年3月成立的机关武装基干队，活跃在龙岩、永定、铁山、东肖、白土、肖坑、山马平林、莒舟一带，惩治土劣、顽固派，筹集粮食物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
（四）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干部素质。
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日益高涨的反共浪潮，各级党组织重视采用各种方式搞好党的自身建设。1941年6月，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决定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学员约共300人。珠江纵队小队长以上干部92%以上都参加过训练班的学习。通过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大大提高了军政干部的素质。为部队和地方党政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干部，加强和充实了党政军的骨干力量。
闽西南地区各级党组织，则根据国民党顽固派所谓的“自新”反共毒计，在党员干部中普遍深入开展党性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党性，坚定阶级立场和革命信仰，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稳定和巩固了党的各级组织。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1941年6月，南委以下各级党组织先后由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为指导新形势下的斗争，是年下半年，南委在大埔双溪出版机关报《时代文选》，1942年，又印发党中央的整风文件、指示，用以党员学习，以加强党性教育。在国民党右派愈演愈烈的反共高潮中，又坚决地、及时地领导各地党组织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撤离、转移已暴露的干部，保存有生力量，同时，要求地下党员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实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备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等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斗争方式，使地下党的工作更加扎实，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站稳了脚，特别是“南委事件”后，尽管国民党不断加强特务统治，图谋消灭中共党组织，但绝大多数地区党组织仍然保全了主要骨干，积蓄了革命力量。
（五）采取相应策略，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南委成立之际，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严重冲击南方各省之时。南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把巩固党的组织和争取时局好转作为工作的中心，同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突然事变。仅闽西南潮梅地区而言：在闽西，闽西特委成立不久，国民党顽固派以保九团作为军事反共主力重点进攻闽西特委机关，制造了系列反共军事行动。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行动与推行瓦解中共党组织为旨的“自新”策略，闽西特委于11月10日向各县委、区委发出《关于应付奸顽瓦解我们的方针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对顽固派推行政治瓦解的新阴谋给予严重的注意，要“有效地、具体地、灵活地去定出对策”，及时提防与粉碎顽固派的阴谋。至1942年上半年，闽西特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在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取得了反顽自卫斗争的基本胜利，保存了各级党组织的大部分主要干部及基干武装；保存了大部分支点村，开辟了部分新区；保持了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了党与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关系，粉碎了国民党的政治瓦解阴谋。
在闽南，1941年春，中共闽南特委成立后，国民党顽固派则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闽南特委遵照南委的指示精神，立即执行埋藏生产和积蓄力量的方针。特委分头向各县委、区委传达和布置生产工作，并总结一年来各级党组织生产隐蔽的经验教训，将规模较大的生产单位适当缩小，对已经暴露的单位立即疏散转移，另找安全的隐蔽生产地点，配备干部，重新建立生产点，基干队的武装人员也分散安排到各生产单位，既参加生产，又担负保卫生产基地的任务。
1942年春，针对福建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日益猖獗，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统一闽西南党组织抗日反顽斗争的部署与步骤，根据南委的决定，在大埔成立了中共闽粤边委员会，统一领导闽西、闽南特委和粤东埔南、埔北党组织，原闽南特委书记朱曼平调任闽粤边委书记，原闽西特委妇女部长张昭娣调任边委副书记，原闽南特委组织部长李碧山调任边委常委。
在潮梅：1940年12月，中共潮梅临时特委（后改为中共潮梅特委）成立后，坚持领导潮汕地党组织和武装痛击日军侵略者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抓好巩固党和开辟新区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潮梅特委在南委的领导下，及时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袭击新四军的反共罪行，展开了宣传攻势，并指示各地党组织采用各种灵活的方式方法，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就皖南事变发表的《朱、彭、叶、项通电》、《中共中央军委合令》、《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等文件精神，使广大群众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和中共中央军委的严正立场及新四军军部重建的情况。深入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方针与策略，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巩固党组织，巩固党群众工作的基础，使党员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
1941年5月8日，党中央下达《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后，南委及以下各级党组织遵照这一指示的有关规定，在领导体制和组织形式上进行重大改革，一律由集体领导的委员制改为个人负责的特派员制。党的组织领导体制改变之后，各级组织直至基层党员，实行单线联系，个别接头，不开会议，党员转移地区时不转党的关系，党员独立活动，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同时要求党员加强文化与理论的自我教育，自学党中央有关政策的指示，提高策略水平，应付各种复杂情况。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抗战时期国统区党的工作创造了经验。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设机关于大埔县，在中共党史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它一度使大埔县成为华南地区党的指挥中心，一度使南委辖区成为党在南方抗日民族战争中的重要的战略点，研究“南委”在中共党史上存在的这段历史，不仅对研究南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如何领导民众进行抗日救国，反击民国党顽固势力的斗争的特点有一定的意义，而且对全面了解华南地区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同样具有一定的意义。
（此文曾获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参阅书目及资料：
1、《南方局党史资料》（一）、（二）、（三）、（四）、（五）。
2、《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三）、（四）内载有关历史文件。
3、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存《方方自传》。
4、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存：李碧山、黄维礼、陈明、廖伟、陈华、温碧珍、张克昌、刘旭、饶德安等回忆资料。
5、《大埔党史资料》（1937―1949）内载有关历史文件资料。
6、《大埔党史研究》（一辑）内载有关南委问题专题资料。
作 者 职 称: 副研究员 梅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首批专家成员
职 务: 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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