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坚定信念，传播理想，争取胜利的伟大奇迹，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一部千秋传唱的英雄史诗。
1933年10月，中华民国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政府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在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粉碎了国民政府军的预定目标。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受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中央红军屡战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斗争形势日趋严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率领红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于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师。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起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参加长征的第二支部队是红25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是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第三支部队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第四支部队是红2、6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结束。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了北上抗日的战略部署，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锻造了革命力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壮丽篇章。
在这一气壮山河的历史创举中，梅州八县（区、市）原中央苏区区域有红军队伍及数以千计的梅州儿女参与中央红军长征，他们和千千万万的长征战士一样，历尽千山万水和艰难险阻，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留守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留守部队，坚持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保护苏区群众，保留革命种子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本文就梅州儿女与红军长征的历史作一概述，藉以纪念。
一、梅州儿女参加红军长征的基本情况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开始长征。长征队伍中有来自梅州革命武装北上闽西后编入中央红军12军34师100团、101团的东江红军48团，有奉调到中央保卫局工作的“红色交通线”大埔中转站武装班，数以千计的梅州儿女投身到长征的革命洪流中。据目前所查并经甄别核实后有名字记载的共52人（按姓氏笔画为序）：马木松、邓乃举、邓逸凡、卢伟良、叶剑英、丘正基、丘回春、丘延龄、丘君品、朱壁双、伍晋南、刘先汉、刘愈忠、江如良、李异凡、李坚真（女）、李继生、杨兰史、杨永松、杨经史、杨辉图、邱林华、何耀辉、汪炳南、宋永兴、张金、张如心、林昭鼎、林钦才、林盛绪、林辉士、卓觉民、罗明、罗华明、罗松山、周亚木、周鉴祥、胡安、郭潜、萧光、萧月华（女）、萧向荣、曹托生、梁锡祜、曾国华、谢小梅（女）、谢连开、赖可可、赖绍宏、赖昭先、廖树林、蔡雨青等。其中，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有32人（按姓氏笔画为序）：梅县5人：卢伟良、叶剑英、郭潜、梁锡祜、萧向荣；兴宁5人：邓逸凡、伍晋南、张金、张如心、廖树林；平远县3人：林昭鼎、林钦才、林辉士；大埔县12人：邓乃举、丘回春、刘先汉、杨兰史、杨永松、杨辉图、汪炳南、卓觉民、罗松山、萧光、萧月华（女）、赖可可；丰顺县1人：李坚真（女）；五华县6人：刘愈忠、李继生、邱林华、周鉴祥、曾国华、赖绍宏。今后随着红军长征史料征集研究的深入，一定还有新的名字出现。
在漫漫长征路上，不少梅州儿女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他们中有数百位以大埔籍为主的红军在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其中有名可查的有：丘君品（大埔县西河人）、曹托生（大埔县茶阳人）、朱壁双（大埔县茶阳人）、江如良（大埔县青溪人，中央交通局红色交通线大埔中站交通员）、杨经史（大埔县百侯人）、罗华明（大埔县高陂人）、赖昭先（大埔县大麻人）、蔡雨青（大埔县洲瑞人，长征时任中央保卫局干部）、谢连开（大埔县茶阳镇长治人，原中央保卫局干部）、何耀辉（梅县人、曾任粤赣省保卫局侦察部部长）等。此外，还有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初期牺牲的朱壁双（大埔县茶阳人），1935年在长征途中抢渡金沙江时壮烈牺牲的宋永兴（蕉岭新铺人），1935年在云南牺牲的林盛绪（平远县东石人），1935年6月在贵州娄山关腊子口战斗中牺牲的刘先汉（大埔县人）、胡安（五华县人）。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还有五华籍的周亚木、马木松。他们的英名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二、梅州儿女在长征中的杰出表现
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梅州儿女有的在中央红军总部参与指挥，有的担任前锋开拓攻坚，有的担任政治宣传工作，有的担负后勤保障或救护等任务，他们都有杰出的表现，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长征中的参谋长――开国元帅叶剑英
叶剑英在红军长征中，曾先后担任军委第1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代行红军总参谋长职权）、红3军团参谋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代行红军总参谋长职权
1934年10月上旬到12月黎平整编，叶剑英以军委第1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主持军委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据吕黎平在《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说：“在总司令部没有总参谋长的情况下，由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协助朱德、周恩来主持总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代行总参谋长的职务，直到黎平会议恢复刘伯承的原职为止。”10月18日，率军委第1野战纵队从于都渡河长征。10月21日、11月5日至8日、11月13日至15日、11月25日、11月30日，叶剑英率军委一纵随红军主力通过前三道国军封锁线、渡过潇水和湘江。12月18日，党中央在贵州省黎平城召开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意见，将战略方针由“离开江西到湘西”改为“不去湘西去黔北”，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始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红3军团参谋长
1935年2月27日，在遵义战斗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3月2日，叶剑英应红3军团要求并奉军委命令担任参谋长，制订军团行军、作战计划，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作战，勘察地形，指挥架桥渡河，取得了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等军事行动的胜利。
1935年4月中旬，红3军团长征到贵州镇宁。当地武装首领、布依族人陆瑞光拥有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控制着红军必经之路。叶剑英等率先遣人员前去做统战工作，以减少前进阻力。16日，接受革命宣传的陆瑞光与军团首长签订了《反对蒋介石、反对王家烈、反对犹国材及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协定》，还请求红军派人帮助他。红军赠给陆一面红旗及一些武器弹药，并留下少数伤病指战员，以开展斗争。进入藏区后，叶剑英带头模范遵守纪律，使藏民深受感动，自愿卖粮给红军，有人愿当向导，从而使红3军团顺利北上。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5年7月22日，军委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他带领红军总司令部部分参谋、干部，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抓紧实施机关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制订攻打松潘的计划。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中央于8月3日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
为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叶剑英找到一位李姓向导，亲自向老李了解情况。然后，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部分兵力先行，当开路先锋。毛泽东听取汇报后，开会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具体路线，最后肯定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愣的行军路线，并决定由他率两个团先行开路。
8月18日，叶剑英和向导老李率领第30军第264、265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除抱病带领部队行军外，还要召开干部会，了解行军情况和问题，要求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顽强毅力克服困难；向前敌总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宿营地及大部队行军需要注意的事项等；研究如何行军、休息、打敌骑兵、与藏民交往等问题，十分具体。这些可贵的经验，对后续部队通过草地起了帮助作用。
叶剑英抓紧时间继续找向导和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随后向首长报告了先遣部队侦察的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成功完成开路先锋的任务。根据叶剑英的建议，红军改变了行军路线，缩短了4天行程。
右路军到班佑地区后，根据叶剑英带先遣部队侦察得到的情报，获悉胡宗南等部已从松潘北上向包座地区急进，企图堵截北上红军。根据中央部署，叶剑英协助徐向前、陈昌浩，在班佑制订了以第30军全部和第4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红军的包座之敌的作战计划、指挥战斗，从8月29日到31日，共歼敌约5000余人，俘敌800余人。这一战斗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为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9月9日，中央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洛甫、博古赶到第3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叶剑英将张国焘“密电”交给毛泽东一事，是党和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毛泽东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
9月1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的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原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1935年9月中旬，叶剑英协助首长指挥陕甘支队斩关夺隘，越过岷山，于17日攻克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并在此休整。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红1军团改编为第1纵队，红3军团改编为第2纵队，中央纵队改编为第3纵队。叶剑英兼任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继续北进。9月27日，红军占领通渭县榜罗镇。在这里，叶剑英等人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有关陕甘苏区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去陕北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举行会议，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长征到陕北。显见，这次他的“参好谋”，又为革命立了功。
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8日，叶剑英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长。11月，叶剑英协助指挥取胜直罗镇战役，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为我党领导抗日建立了立足点、出发点。
（二）休养连的指导员――长征女杰李坚真
中央红军有30位女红军参加长征，李坚真是其中的一位。她以男人一样的坚强意志，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啃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出发时，李坚真随同中央军委第2纵队行动，担任纵队政治部地方工作科（又称民运科）科长，兼任地方工作队队长。1935年2月9日，红军在扎西（今威信）地区休整期间，李坚真担任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名为“休养连”，实际上既不能休息也无法调养，而是马不停蹄地跟着队伍走，昼夜兼程，随军长征。该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连长侯政曾将休养连称为“特殊连队”。
这个“特殊连队”有男女官兵和民夫300多人，编为五个休养班、四个勤务排和一个医务室。全连20多名女同志，贺诚部长要求李坚真要照顾好女同志，尤其是几名孕妇的生命安全。倘若发生什么问题或造成老同志、女同志的损失减员，连长、指导员都负有重大责任。
5月，红军通过了凉山彝族地区，来到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17勇士抢渡了大渡河，接着红1师全部过了河。中央决定其他部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夺取泸定桥。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160公里，道路蜿蜒曲折，又值梅雨季节，阴雨连绵，路滑难行。快到泸定桥时，突然对岸一阵枪弹打过来，一位马匹饲养员负伤了，他头部胸部鲜血直流，一只眼睛也被打伤。李坚真拼尽全力背他走，爬过了两座小铁索桥，李坚真的衣服被汗水和他的鲜血湿透了，脚步越走越沉，但仍背着他走过了一坡又一坡。待李坚真赶到泸定桥头时，大家还在等待过桥。这时，主力部队已夺取了桥头堡，铁索桥已铺上门板，但桥面没有铺满，门板也来不及固定，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像荡秋千一样，桥下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让人胆颤心惊。找来的挑夫见到如此危险，担心过桥后回不来就都跑了。休养连的人员、马匹、药箱都堆在桥头，时间又是刻不容缓，情况紧急，却又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毛泽东走过来了，他关切地向李坚真询问情况。李坚真向毛泽东汇报了挨敌机轰炸的伤亡情况，毛泽东一看满地伤员和药箱，急忙招呼让警卫班留下来帮助抬伤员、挑药箱。李坚真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连忙说：“毛主席，你快走，别管我们！”毛泽东摆摆手，说：“你们都敢顶在这里，我怕什么！”他见警卫班战士已经分别在抬伤员、挑药箱，才骑上马往前去。望着毛泽东的魁梧背影，李坚真噙在眼眶里的眼泪流了下来。
6月，红军到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下。为了抵御山上的寒冷，休养连在物资准备方面，除了购买辣椒、生姜和大蒜外，还千方百计向土司购买了一些羊毛和羊皮，但每人只能做件背心。出发当天，开始还比较顺利，但是越往上走，天气越冷，路越窄，坡越陡。李坚真根据休养连的实际情况，妥善安排行军，老同志和轻伤员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住马尾巴艰难往上爬，而担架员、运输员就更艰难，抬担架走在前面的稍好些，抬后面的就上不去，女战士们就在后面使劲推。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大家一步一喘，一步一停，但同志们顽强地坚持着，互相鼓励着。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各一部占领川西北的毛儿盖。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和部分女同志（7名），奉命跟随左路军向阿坝行进。连长奉命调走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女“政治战士”也调走了，老同志和伤病员却一个未走，这样一来，指导员李坚真肩上的担子就更加重了。8月下旬，开始进入草地，为保证体弱多病的红军姐妹走出草地，李坚真把她的坐骑配备给女同志班，作为指导员，她必须保证让每个女同志过草地不掉队，平平安安走出去。红军过草地，沿途虽无战事，但那一幕幕惨烈悲壮的征程情景，并不亚于流血牺牲的战斗场面。这7至10天的艰苦日子，如同黎明前的黑暗，在长征过来人的心中，无不刻骨铭心。有关“休养连”的情况，李坚真回忆说：“我们在草地走了7天7夜，终于走出了草地。休养员全部安全地走出了草地。这是个奇迹！”李坚真作为这样一支特殊连队的指导员，更是可歌可泣，可尊可敬！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到陕北后，李坚真参加了剿匪、扩军和开辟定边、靖边、安边新区的工作，并率中央工作团赴延安，发动群众，分化瓦解了当地民团，为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做了准备，在陕北期间，她先后担任陕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妇女部长，中共中央妇女部长，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
（三）长征中的才子――开国中将萧向荣
1932年5月，根据聂荣臻的提议，苏区中央局决定调萧向荣到红军第1军团工作。周恩来亲自找萧向荣谈话并亲笔写了介绍信。经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萧向荣担任宣传部主办的《战士报》的编辑。从此，他便开始长期从事我党我军的宣传工作和秘书工作，成了我党我军有名的笔杆子。
1934年10月10日，萧向荣随总政治部机关编入第1野战纵队第2梯队，与红军主力部队一起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万里长征。
在长征初期部队连续突围行军战斗中，萧向荣协助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等领导同志，组织秘书处刻写、印制和分发军委总部的大量文告，及时贯彻和传达军委的各种指示。作为军委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他还负责做好直属队各类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及时处理行军、住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12月18日，总政治部机关编入第1梯队，萧向荣任梯队党总支书记。1935年1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部进驻贵州遵义城。萧向荣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宣传部长潘汉年、副部长陆定一、白区工作部长贾拓夫、《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后为中央秘书长)等总政治部机关负责人驻在老城杨柳街天主教堂内。在这里，红军总政治部利用几天的休整时间，开展了长征以来规模最大的宣传、动员群众，组织扩大红军和建立地方政权等工作。如，秘书处利用城内的石印设备(自带的设备过湘江时丢掉了)，印制了上万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并将这份布告贴满了遵义城的大街小巷，遵义城的老百姓见到布告就知道了红军是自己的队伍。1月14日，总政治部在城内第三中学操场召开了盛况空前的群众大会，毛泽东、朱德、李富春等领导人亲临大会并讲了话。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彻底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军事路线上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2月10日，张闻天在军委纵队营、科长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萧向荣听完报告万分高兴，与全体干部一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会后，他立即组织人员连夜刻蜡板、印刷快报，把这一重大消息向部队传达。
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休整几天后，又三渡赤水，南过乌江，直逼贵阳，又先后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西北，海拔4000多米，高耸入云，气候寒冷，山顶积雪终年不化。萧向荣拄着拐棍，艰难地翻越雪山。萧向荣和战士们都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衣，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但他仍艰难地前行。在路上，他看到有几位战士在那里坐着，便走过去想喊他们不要停下，不然会冻死的，走近一看，他们已经冻僵牺牲了。萧向荣默默地摘下帽子，含泪用手抚别了每一位牺牲的战友。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后，于1935年11月初在甘泉地区与红15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宣布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1、第15两个军团，萧向荣任红1军团政治部秘书长。1936年元旦前后，红1军团政治部驻在宜川县的秋林镇，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军团首长要萧向荣用几个晚上的时间，给军团直属机关和部队的干部讲课。萧向荣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夜以继日，经过认真的学习，领会了“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的伟大意义，掌握了在新形势下党的战略、策略转变的实质，写出一万多字的讲课稿。反复修改后，才为部队授课。在讲课时，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说明我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拯救中华民族。他的讲课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欢迎，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对于党的战略策略的转变不理解，对于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思想上一时接受不了。他们向萧向荣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进行质疑，个别人甚至表示不满。萧向荣不急不燥，耐心地向同志们进行解释。这一情况反映到了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邓小平那里。
第二天晚上，邓小平亲自来听萧向荣讲课。他觉得萧向荣讲的课有针对性，入情入理，对和国民党团结抗战的政策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听完以后，邓小平走上讲台，握着萧向荣的手说：“向荣同志，你的课讲得好嘛!”他肯定萧向荣讲的内容是完全正确，很有教育意义，并对某些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使萧向荣受到很大的鼓舞，坚持把课讲完，完成了军团首长赋予的任务。
1936年春节，部队指战员满怀着无比欢快的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为了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红1军团“战士剧社”准备排练节目，为部队演出。但是在长征途中，剧本都丢光了，只有自己创作的歌曲《长征小调》，原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又被扣留在四方面军，许多文艺骨干已随陈昌浩返回草地。为了庆祝长征的胜利，也为了给“战士剧社”增加演出节目，萧向荣根据自己长征的亲身经历，参照贾拓夫的记录，写作了一首《长征曲》，由“战士剧社”钟云辉等同志们学会演唱，然后就在部队中传唱起来。红1军团政治部领导罗荣桓、邓小平听到这个歌曲后都很满意，特意叫萧向荣和剧社的同志到他们那里去教唱。红1军团第2师师长刘亚楼和政委萧华同志，也把钟云辉等人找去教他们唱这首歌。一时间，《长征曲》便在全军唱开了。
萧向荣因创作《长征曲》而出名，被誉为“军中秀才”，这首《长征曲》也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一直唱到抗日战争初期。不久后，他又创作了《一九三七年华北抗战歌》等歌曲。因他没学过音乐，那时红军队伍中也没有懂音乐的人给他配曲，所以这些歌都是他用现成的曲调填词而写成的。
直到现在，党史军史研究界还有人引用曲中“大小五百余战，溃敌四百一十团”这两句，来证明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到底打了多少仗。也有研究者认为，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长征曲》用艺术语言，唱出了长征胜利的动因和伟大意义，似长征的结束语。”1935―1936年间，萧向荣还与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陆定一、红9军团的徐文烈、红2军团的黄大龙四人共同创作了《渡金沙江》歌。
（四）长征中的虎将――开国中将曾国华
1934年4月，曾国华升任红1军团第2师第5团第2营6连连长。同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红1军团担负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
红2师是军团的左前锋，夜行晓宿，经过多次不算激烈的战斗，通过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11月下旬，红军要突破蒋介石40万大军以湘江为屏障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红2师受命占领湘江西岸，掩护全军过江。红5团抢渡过湘江后就在西岸脚山铺、尖锋岭、黄帝岭、白沙一带阻击敌人。曾国华知道这是一场关系红军安危的战斗。11月30日拂晓开始，敌军以16个团的兵力向红2师的阵地轮番进攻。敌机的轰炸，炮火的轰击，机枪的扫射，整个阵地一片火海。曾国华率领第6连在火海中同敌人死打硬拼，寸土必争，血战7天6夜，阵地前敌人横尸遍野，血肉横飞。红2师与敌血战，没让敌人靠近湘江西岸，保证了中央机关安全渡江。
1935年3月中旬，曾国华率第6连参加了攻打遵义西鲁班场战斗。之后，师政委刘亚楼亲率红5团三渡赤水，佯渡长江，四渡赤水，逼进贵阳，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把亲临贵阳指挥、妄图消灭红军的蒋介石搅得蒙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曾国华和他带的第6连虽然行军疲倦，战斗频繁，但得知红军终于跳出敌人的重围，大家松了一口气，都说：“没有白走路，毛主席用兵有高招。” 1935年5月，红5团由左权、刘亚楼率领作为第二先遣队抢渡大渡河，6月又连续翻越四座雪山，7月初抵达毛儿盖。曾国华带领第6连除了在懋功吃了几顿饱饭，其余日子都是在饥寒交迫中渡过的。曾国华在战士中倡导互助活动，体强帮助弱的，年龄大的拉小的，虽然大家体力消耗很大，但很少减员掉队。这时部队开始作过草地的准备。 1935年11月中旬，曾国华参加了歼灭东北军106师、109师的直罗镇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也改善了部队的装备。曾国华参加了在扬泉源召开的祝捷大会。“直罗镇大捷是党中央安在大西北的奠基礼!”毛泽东的讲话在曾国华的耳边久久回响。他为参加这一重要战役感到荣幸，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完全恢复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1936年1月28日，曾国华参加了红军东征誓师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动员。会上“打过黄河去，打倒阎老西”，“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口号此起彼伏。会上宣布：红1军团为右路军，红5团为右路军的先遣队。曾国华和他的战友们，听到这个命令，一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摩拳擦掌。
2月中旬，红2师抵达黄河西岸陕西馁德县沟口，紧张进行临战训练和渡河准备。为保证红5团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团长张振山从全团选拔24名优秀干部战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师长刘亚楼提议曾国华任突击队队长。2月19日，突击队的干部打扮成陕北农民模样，身背粪筐，肩扛镐头，跟随团长张振山前往黄河边熟悉地形，受领任务。
战后，突击队长曾国华，突击组长龙书金、队员周海滨、曾宪法、马辉、郑茂发等被誉为“突破黄河天险防线的战斗英雄”，曾国华获勇士奖。
三、留守苏区斗争的坚强战士
主力红军长征后，当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冲破国民党军一道道封锁线，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时，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重兵“清剿”下，在崇山峻岭、草丛密林之间，与国民党军周旋，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形成了与主力红军长征相互策应的第二战场。
（一）坚守粤赣边苏区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部分红军部队转移到粤赣边区，其中一部分来到兴（宁）龙（川）平（远）寻（乌）一带与在这里长期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紧密配合，开展游击战争。红军和游击队的主要斗争方式是：
1、化装突袭，乱敌军心。1934年l0月，罗屏汉在赣南军区写信指示兴龙县委书记蔡梅祥，要在7天内把寻乌炮楼烧掉。蔡梅祥接到命令后，即派梅贯华率领罗义妹、罗亚彬等8名驳壳队员连夜化装潜入岑峰圩。第二天，梅贯华率领队员接近炮楼，尔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上炮楼，使敌人措手不及，弃枪惊慌逃命。
2、进行政治宣传，发动群众反“清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白色怖恐笼罩五（华）兴（宁）龙（川）大地，有的动摇逃跑，有的叛变投敌。为鼓舞军民革命斗志，1934年底，兴（宁）龙（川）寻（乌）安（远）县革命委员会布告，号召广大军民“在兴龙寻安一带建立工农专政，打倒国民党，残匪彻底肃清……”。l935年3月，留在闽粤赣边区领导游击战争的古柏，特地从赣南赶到兴龙地区，向根据地军民传达了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兴龙人民的斗志，使大家坚信：黑暗总会过去，曙光就在前头，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由于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得到了苏区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不少群众自觉地为游击队当向导、侦察敌情、递送情报，有的群众还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和游击队站岗放哨。
3、避敌锐气，小群出击。面对红军和游击队频频出击，陈济棠派重兵围困兴龙根据地。红军和兴龙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避敌锋芒，采用游击战术，迂回打击敌人，或攻其一点，牵制全局，或诱敌进攻，耗其兵力，不与敌人硬拼，只与敌人周旋，弄得敌人无计可施。游击队神出鬼没，到处打地主，惩恶霸，烧桥梁，断交通，使敌人十分惊慌。在近两年游击战争的时间里，他们先后与敌人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摧毁了敌堡垒（团防炮楼）20多个，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大大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4、主动出击，积极开展反“清剿”战斗。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红军和兴龙游击队抓住时机，狠狠打击敌人。l934年11月，配合李大添挺进队，先后在寻乌河角袭击敌人一个连，在六社的曹屋消灭了反革命分子刘德瑞拥有50多人的一个团防队，在高头的鲁基径又消灭了八个团防队。此外，兴龙游击队还与第3大队紧密配合，在李大添的带领下，转战到龙川境内的黄麻布、孔田、茶腊等山区袭击驻守在那一带的敌人，并在黄麻布组织了1000多农民参加暴动，陈济棠大为震惊。l936年农历8月底，陈济棠调第8师以两个营和靖卫团共l万余人的兵力围攻茶腊、河坑一带，兴龙游击队和红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殊死决战，大挫了敌人锐气。
1935年4月，蔡梅祥和曾佳昌、赖章洪、何山古在寻乌丹竹楼下岸村捕获美国传教士王神甫等3人。6月下旬，中央分局调罗屏汉到东江白区工作，路过兴龙县委机关――寻乌丹竹楼堰塘村，准备在这里停留20天。突然接到红24师师长周建平写给罗屏汉的信，要他去接收一支红军队伍。于是，罗屏汉率队北上，在寻乌西南与兴宁交界山上（留车与中和之间）接到了这支有200人的红军队伍。在寻乌留车同周建平、72团团长李天柱、独3团政委张凯及随军的中央委员陈正人会合后，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共同商量成立了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罗屏汉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周建平任副主席，委员有李天柱、张凯、陈铁生、蔡梅祥、杜慕南、陈侃（锦华）等。为了便以分散活动，军政委员会将部队改编为三个大队，第1大队驻安远，第3大队驻寻乌，罗屏汉与周建平率第2大队抵达兴（宁）龙（川）根据地，第2大队到达岑峰，当晚攻打了土豪赖奕宏，打死打伤其家属3人。第二天赖带领驻防在留车的一营国民党军包围第2大队，游击队牺牲30多人，罗屏汉在指挥突围中左肩挂花，带领部队撤到新村驻扎。
此时，新村根据地的形势十分险恶，广东陈济棠闻讯急调两个师前来围剿兴龙根据地，敌人从龙川县老隆到兴宁、平远、寻乌一线数百个村庄设立了封锁线，由反动民团、自卫队引路，日则搜山，夜则设卡，步步为营，严密封锁。特别是派出重兵向新村、苗畲、南扒及附近山区大举围剿。面对这一险恶形势，身已负伤的罗屏汉与周建平、蔡梅祥商量决定：（一）释放传教士，以缓和局势；（二）安排地下交通员护送周建平、陈正人转移到香港治病（周、陈在港治愈后前往延安参加抗日战争）；（三）把第2大队分为三个小队，杀出重围。7月间，罗屏汉带领罗亚彬等10多人冲出重围，退到龙川径口村，因曾火生叛变，遭到大坪、龙川、东坑等地反动武装前来围攻，罗屏汉带领10多位同志与敌人进行英勇战斗，由于敌众我寡，当场牺牲和失散10人，罗屏汉带着警卫员潘秉星退到大坪咨洞村，遭到该村后备队罗永燕民团攻击。罗屏汉虽然负伤，仍顽强地且战且退，当退至大坪鸭池村大窝里时，仅剩下他一人，身负重伤的罗屏汉无法再走，只得坐在坟地里，坚持与敌人战斗，直至弹尽援绝而壮烈牺牲。
1935年6月下旬，陈锦华突围至虾蟆窟时，被敌军击伤腿部，退到山上。翌日，因部下两名武装人员叛变投敌，遭到驻苗畲敌军包围而被捕。后在兴宁县府监狱被敌人折磨至死。同年8月3日，蔡梅祥、曾佳昌、曹兆凤三人在大坪南蛇坑，因被人出卖，遭敌围捕，被押往兴城，均惨遭杀害。至此，兴龙县委领导的革命斗争暂告结束，整个兴龙根据地完全陷入敌手，党组织和武装力量转入分散、隐蔽和积蓄力量的时期。
（二）坚持闽粤边游击
1935年春，中共丰顺县委代理书记郭崇失踪。同年夏，中央红军长征后，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广东军阀部队，陆续返防广东，并加紧对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东江特委会议根据革命正处于困难时期的实际情况，决定党组织转入秘密活动，并选举李崇三为特委书记。会后，古大存率17名政治保卫队人员携带机枪1挺、驳壳枪和曲尺10支以及手榴弹、子弹一批到丰梅八乡山、桐梓洋一带山区游击。不久，由于李崇三叛变投敌，在大南山根据地一带活动的10个游击小组先后遭到破坏，大南山革命根据地亦随之丧失。同年秋，古大存带领的政治保卫队人员与丰梅游击队在桐梓洋活动。敌人仍不断派兵“清剿”，山区群众被迫迁到平原，给游击队造成极端困难。同年冬，为了摆脱困难境地，古大存带领丰梅游击队张观亮、陈华、曾贵、曾史文等15人及政治保卫队5人（其中有党员12人），并携带花机枪1挺、驳壳枪9支、曲尺1支、手榴弹2枚、子弹一批，从桐梓洋出发，经丰顺的北斗、留隍、黄金，由曾史文出面叫船，渡过韩江，从潭江进入大埔高陂的桃花，并在一红军家属中住了一晚，第二天过高陂后住在一个村子里。后向北转移到平原五家畲帽山下，作为第一个基点隐蔽下来。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处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古大存对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鼓励战士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敌人曾重金悬赏捉拿他，要他投降。他毫不动摇，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
幼习兵戎未习诗，诸君何必强留题？
江南美味你先食，塞北风寒我自知。
解带结缰牵战马，扯袍割袖补战旗。
雄师百万临城下，且看先生拱手时！
在古大存的带领下，他们烧炭、做陶瓷，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与群众同甘共苦，度过了两年多的艰苦岁月，保存了革命武装，还先后建立了13个党支部，发展了革命力量，使东江红旗始终不倒。1939年古大存参加中共七大，离开广东，奔赴延安。毛泽东称赞古大存是东江红军的一面旗帜，为东江红军留下最后一支武装，功不可没。
（三）留守红军的历史功绩
留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和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虽然没有从战役战斗上直接地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但它牵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减轻了主力红军的压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如果没有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和吸引国民党军大量兵力，国民党当局就会调集更多的兵力去“追剿”主力红军，那么主力红军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就会更困难。
谭震林说：“正是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
毛泽东对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